應該在這次 COVID-19 大流行中學習的額外教訓，除了比爾蓋茲的建議以外 – (8)

This is the Chinese version. For English version, click here.
這是此文章的第八部分，閱讀上一部分請按此:第七部分

9. 成人的封鎖措施 (Lockdown) 和疫苗接種順序

---

在這次大流行期間，封鎖措施 (Lockdown，建議人們在家裡的措施) 是一個關鍵話題。 比爾蓋茲在他的書中寫了一些與封鎖措施有關的觀點，我同意他的這些觀點。 他表示，“儘管封鎖對公共衛生有明顯的好處，但並不總是很清楚在低收入國家是否值得做出這樣的犧牲。在這些地方，關閉經濟面會導致嚴重飢餓，將人們推向極端貧困，並增加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 他進一步指出，“在較富裕的國家也有類似的現象：這些地方的低收入人群不太可能遵守封鎖規定，和更有可能受到 COVID 的影響。” 的確，上海是激進封鎖的一個極端例子，而低收入人群是大多數受這一流行病影響最大的人。

儘管大多數國家沒有像上海那樣激進的封鎖，但我確實認為台灣政府需要對成年人的封鎖措施進行一些修改。這種修改應該要伴隨著疫苗接種順序的變化。在封鎖措施和疫苗接種順序方面，台灣政府是根據西方國家的措施制定的。需要指出的一個例子是疫苗接種順序：正如許多西方國家所做的那樣，台灣一開始疫苗接種時優先給老年人接種疫苗，因為老年人感染冠狀病毒後死亡的可能性更高。在我看來，雖然西方國家的封鎖措施和疫苗接種順序是好的，因為它們是根據不同年齡段人群的死亡風險制定的，但這些措施和疫苗接種令並不適合台灣。許多西方國家的公司類型與台灣的公司類型不同。這些西方國家的人們所從事的公司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辦公室工作。這些工作可以在大流行期間在家中遠端完成。但是，很多台灣公司都是製造公司。許多台灣員工需要在工廠工作，而不是在家工作。當大部分老人退休在家，但包括千禧世代和Z世代在內的許多年輕一代員工都在拼命等待接種疫苗，以便他們可以上班謀生時，我認為台灣政府應該改變接種順序。尤其是許多千禧世代和 Z 世代都是基層員工，而不是 40 多歲或 50 多歲因此成為經理或處長、並有幸在辦公室而不是工廠工作的人。在我看來，這種情況變成了一種不平等。因此，我建議台灣政府應該只讓所有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人，包括患有這類疾病的老人，得到優先接種，因為有這類疾病的人需要常去醫院這個高風險場所就醫。否則，處在工作年齡的人，特別是20多歲或30多歲的人，應該優先接種。老年人可以繼續留在家中度過退休生活或在家工作和遠端下達命令。比較重要要做的事情是，如同我在本文章的第 1 點中解釋的那樣，年輕人即使接種了疫苗，仍然需要戴口罩和經常洗手，以防止感染，所以家裡的老年人不會由於年輕人在外面被感染，而因此被感染、然後死亡。此外，如果年輕人與老年人同住，則應考慮繼續留在家中而不是在接種疫苗後回到外面工作，以防止感染自己和與他們一起生活的人。不是每個年輕人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大部分住在外面的年輕人都是迫切需要回去工作以支付房租或房貸的人。

除了根據國家差異修改封鎖措施和接種順序外，接種順序應由世衛組織在全球範圍內安排和調整，而不是個別國家在國家層面上進行安排和調整，所以在醫療保健部門或低收入國家的工廠裡工作，並且因此更迫切地需要接種疫苗來支持他們在社會上的重要工作或賺取他們生活開銷的人，可以比可以在富裕國家遠端在家工作的富人更早地接種疫苗。 這種安排的變化已經在本文的第 4 點中討論過。

10. 一些針對學校關閉的缺點的解決方案

---

除了針對成人的封鎖措施外，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學校停課也是一個重要話題。在大流行期間，許多學校已轉向遠端學習。然而，比爾蓋茲在書中指出，“很少有教師接受過開發遠端課程的培訓，儘管隨著線上工具包和課程的改進，這種情況會發生變化。仍然有很多人沒有網路 — 在南亞，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迫留在家中的學生無法進行遠端學習 — 而且許多有網路的學生發現這種體驗缺乏吸引力。” 此外，比爾蓋茲說，“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都依賴學校提供免費和減價膳食。在學校，孩子們學習如何與同齡人互動、鍛煉和獲得心理健康支持。”

我同意比爾蓋茲關於學校使用遠端學習的缺點的觀點。不僅在南亞，在台灣，也有兒童和青少年遇到同樣的問題，被台灣政府和公眾所忽視。許多來自貧困家庭的兒童和青少年沒有電腦或網路，因此在這次大流行期間無法進行遠端學習。這些台灣的貧困學生可能也像美國的貧困學生一樣，在學校停課期間失去了學校的免費和減價午餐。對於需要在每個國家/地區進行遠端學習的貧困學生來說，這是一個以不同方式出現的常見問題。我在以下段落中有一個建議。

我的建議是，政府需要制定預算，為貧困學生提供筆記型電腦，並在大流行期間為這些學生提供行動式Wifi。電腦已經成為現在一般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讓貧困學生能夠擁有筆記型電腦輔助學習是一件好事。網路也是必要的，但考慮到每月購買互聯網的成本，我建議政府至少考慮在大流行期間為貧困學生提供行動式Wifi。如果沒有筆記型電腦和網路，在大流行期間，貧困學生的學習將遠遠落後於普通學生。在我看來，大流行導致的學習落後與補助因大流行而失業的民眾們同樣重要。

雖然在台灣有一家民營公司華碩，向高雄貧困學生們捐贈了一些筆記本電腦^[1]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1985218 ，並且我相信還有一些其他的組織向其他國家的貧困學生捐贈筆記型電腦，這些善舉還不足以涵蓋大部分貧困學生。比如華碩的善舉只涵蓋台灣高雄的貧困學生，而台灣每個縣都有貧困學生。此外，即使華碩有做了一件好事，貧困學生面臨的問題也大多被台灣民眾所忽視。除民營組織外，政府也應為貧困學生提供一些筆記型電腦。另外，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引起大眾的關注，讓更多的貧困學生能夠獲得一台筆記型電腦進行遠端學習。台灣有很多捐款用於免費為醫生和護士提供午餐和飲料，以感謝他們在疫情期間的努力。醫生和護士有薪水可以自己買午餐和飲料，但貧困學生們沒有錢購買筆記型電腦用於上課學習。這麼多的捐款去了錯誤的地方。如果醫院工作人員太忙而無法為自己訂午餐，當然人們可以幫忙，但請不要捐款購買那些午餐；捐款必須先提供給最需要幫助的對的人。

至於關於遠端學習失去互動和其他只有在學校才有的東西的缺點，這當然是遠端學習的缺點。使用當前的遠端學習方式的話，遠端意味著你遠離人群。因此，我的結論與比爾蓋茲的結論相同：遠端學習雖然在很多方面都很好，但可能並不適合大多數孩子的學習。比爾蓋茲希望未來能對這個問題進行一些改進。是的，我確實想到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VR 技術。借助 VR 技術，學生可以在虛擬空間中與其他學生互動。所以這或許是遠端學習的一個解決方案。目前這不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因為 VR 目前在大多數家庭中並不常見，但在未來，學生可能可以使用 VR 來避免失去互動的問題。

11. 用來確保完成報告上的行動項目的建議

---

比爾蓋茲還談到了許多政治人物會議所產生的行動項目的執行問題，包括與傳染病主題相關的會議。在他的書中，他寫道，“沒有任何創新可以確保事後報告不會簡單地儲存在某個網站上然後被遺忘。政治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改變這一點。”

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缺乏完成行動項目的決心。這個問題背後的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政治家和政府人員缺乏組織能力和專案管理能力。特別是，它是關於在專案管理領域裡追蹤會議行動項目的任務管理能力。由於沒有專人負責追蹤會議的行動事項，對於很多政府人員來說，如果行動事項只是簡單地儲存在會議記錄中，那就只是用於記錄會議的不同的會議記錄而已。進一步討論，這麼多的行動項目散布在不同的文件中，而這些行動項目應該由不同的人完成，並且有不同的時程。在實務上，一份晚於另一份會議記錄的會議記錄可能包含應該比較早的會議記錄更早完成的行動項目；來自不同會議記錄的不同行動項目也可能都是同一個人應該完成這些行動。因此，即使有人出來並決心追蹤這些行動項目，她/他也會被拉入一個很深的洞裡，如果她/他缺乏組織能力，她/他會很困惑要從哪裡開始以及該怎麼做。如果有很多會議，並且會議的行動項目不能在會議之後立即完成，那麼使用會議記錄來追蹤行動項目是一種缺乏條理且低效率的方式。

因此，我建議有同樣問題的政府使用 Trello 或類似於 Trello 的任務管理工具來整理和追蹤任務板上的會議行動項目。使用 Trello 等任務管理工具來整理不同會議的行動項目，會讓任務以更清楚、更有效率的方式展示，比如以時間線的方式展示，或者以任務擁有者 (需要做此工作的人) 的方式展示 —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展示方式更有條理。即使沒有人負責追蹤會議的行動項目，政府中的每個人都會知道有一個 Trello 或類似 Trello 的任務板，並且該任務板上有需要執行的行動項目。行動項目(任務) 擁有者也可以使用此任務板自行追蹤他們的行動項目(任務)。

說到沒有人負責追蹤行動項目，那政府是否需要專案經理來追蹤這些行動項目呢？我會說這看情況 — 也許沒有必要，也許有。對於某些討論或某些政策，政策制定者或特定部門的負責人在任務板上追蹤這些行動項目可能就足夠了。

這就是現在的解決方案。將來，我們也許可以使用技術來消除此類工作。當比爾蓋茲在他的書中談到遠端工作時，他說：“有朝一日，即時自動抄寫將允許你在公司的所有會議中搜索一個主題。你也許會有行動項目自動被添加到你的待辦事項列表中，正如這些項目所被提到的那樣”。有了這樣的工具，我們就不需要在任務管理工具上手動整理任務了。我期待這樣的創新。

雖然比爾蓋茲談到了發生在美國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也可能發生在台灣或任何國家。我看到很多台灣政府部門的會議記錄都保存在網站上。如果沒有人負責追蹤這些會議記錄，情況的結果將會是相同的。反正不管有沒有專人負責追蹤會議記錄的行動項目，因為政府部門的行動項目很多且比較複雜，我建議台灣政府也可以採用Trello等任務管理工具來追蹤會議行動項目。

12. 預防生物恐怖攻擊

---

生物恐怖襲擊也是比爾蓋茲在他的書中強調的一個問題。他說：“政府也應該認真合作，為生物恐怖襲擊做準備。” 他認為這是一個儘管很嚴重但還沒有被做好充分準備的問題，因此他建議，“鑑於襲擊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傷亡人數可能達到數百萬的可能性，更多這類研究應該來自國防預算…..國防部官員需要與衛生專家一起參與設計政策、制定研究議程和建立疾病模擬”。

我同意比爾蓋茲的建議，並且由於生化恐怖襲擊是每個國家都應該警惕的嚴重問題，我相信每個國家都應該考慮採納這些建議，包括台灣。此外，我建議世衛組織應與聯合國合作，在全球範圍內防止生物恐怖襲擊，並且由於涉及人道主義問題，我希望世衛組織和聯合國可以讓非世衛組織或聯合國會員國例如台灣加入相關討論。

13. 其他措施

---

除了比爾蓋茲書中主要討論的美國問題外，我想談談台灣其他 COVID-19 措施的問題。

13.(1) 接觸者追蹤調查員(疫調調查員) 的能力

在Dcard的一篇文章中，台灣的一名感染者提出了一個有關疫調調查員所犯的錯誤的問題。 文章的第 3 點指出，一名疫調調查員問感染者，“我們應該找你公司的哪位聯絡？” 感染者說出了她主管的名字。 最後，她的主管說她是唯一需要隔離的人。 調查員沒有要求她提供其他員工的信息，調查員也沒有聽主管的解釋，而是就只要求主管進行隔離。 雖然感染者認為調查員應該向她的主管諮詢以了解公司的情況，但調查員只將她的主管視為唯一需要隔離的人 ^[2]https://www.dcard.tw/f/2019_ncov/p/236091167 。

台灣政府需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荒謬問題。我想提供這個問題背後可能存在的問題，一共有三個。

第一，最明顯的一點是調查員沒有認真地做他/她的工作。

第二，調查員不知道該如何正確地完成這項工作。例如，調查員在對公司的接觸者追蹤進行調查時，可能不知道該問公司員工什麼。這與兩個可能的原因有關：一、缺乏適當的工作訓練。二、他/她缺乏從事接觸者追蹤工作的能力。或者兩者皆有，這在許多台灣公司中也很常見 — 政府部門也可能有同樣的原因。

第三，調查員缺乏表達能力。所以當她問 “我們應該找你公司的哪位聯絡？” 時，她的意思其實是：“你公司的哪些人有跟你接觸過？”。雖然這看起來很荒謬 — 這是一個普通人不應該犯的錯誤，但這是台灣普遍存在的問題，而大多數台灣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另外，這個表達能力不足的問題很可能也有涉及到以上的兩個問題： 調查員可能工作不認真，所以他/她不在乎他/她詢問什麼。只要有名字就夠了。或者調查員不知道如何正確地完成這項工作，她/他自己想出了一種詢問問題找到潛在接觸者的方法，但她/他的表達能力差透了。話雖如此，即使政府沒有提供適當的培訓，一般人也不應該有如此糟糕的表達能力：這麼簡單的問題不應該用這種方式表達。所以還是多半是表達能力不足的問題，而不是職業訓練。無論如何，如果真正的問題是第三個問題 — 缺乏表達能力，那這不是感染者不提供所有接觸者的問題；這是調查員沒有準確地提問的問題，。

實際問題可能是我列出的上述三個可能問題之一，也可能是所有問題都有。台灣政府必須找出問題，並根據問題解決。

13.(2) 有關台灣五倍振興卷的解釋

台灣政府在疫情期間發放五倍消費卷刺激經濟時，有一個常見的問題在台灣被提出來：很多窮人需要錢，為什麼政府不提供現金而非振興卷？台灣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回答，“因為整個紓困都是發現金，已發1500多億元……振興券則是將全國普發，且限期使用、一再循環、業者加碼、地方跟進，效果就在這裡。^[3]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870144 。”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簡錦漢提供了另一種解釋，“根據過去研究，以紙本、數位和現金作比較，紙本促進消費的效果較大，因為紙本的存在會提醒使用者，這是額外獲得，若是現金則讓人無感。^[4]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7671 。

許多台灣人對這些解釋不買帳，但說不出為什麼。我來告訴你為什麼以及有什麼問題。原因是這兩個解釋都很好，但並沒有講到重點。院長蘇貞昌的問題是，他只解釋了振興卷的好處，卻沒有解釋為什麼提供現金不行。此外，如果很多人不了解國家層面的振興卷的經濟效益的話，他們會難以理解院長蘇貞昌所說的意思。至於經濟研究員，他的解釋的問題是，雖然他給出了振興卷和現金的不同，但他沒有說明為什麼這種不同很重要，因而讓政府選擇振興卷而不是現金。有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話更好地解釋了，“發放現金並非沒有成本，若是要去銀行領，銀行同樣需要人力；若是匯入戶頭，須冒著被存起來而不去消費的風險^[5]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7671 。” 這句話解釋了為什麼政府要提供振興卷而不是現金：政府要振興國家經濟，發振興卷可以強迫人們消費，而如果提供現金，人們可以留著不花。這麼簡單的道理就應該這麼解釋，但院長蘇貞昌和經濟研究員因為我上面解釋的幾點失敗了。

如果 “人們會存起來” 的理由不足以說服你，讓我再給你一個理由。我所引用的文章沒有指出的提供現金的另一個問題是，人們可能會用現金來購買不是台灣代理商進口的海外產品。這種購買對刺激國家經濟沒有影響，因為政府給的錢流向了其他國家，而不是當地企業。一個政府給其他國家的企業錢，刺激他們的國家經濟，卻不要求任何好處 — 天底下除了做慈善外有這樣的事嗎？由於這個原因，提供現金是不可行的。如果錢流向了當地企業，當地企業就可以將他們在當地賺到的錢在當地花掉，讓當地其他企業也賺錢 — 這就是為什麼院長蘇貞昌說振興卷的好處之一是一再循環。 補貼應該要流去當地企業以刺激國家經濟，這知識已經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振興卷事件被提供過。 如果那時你已經是成年人，你可能因而有了 “國家層面的振興卷的經濟效益” 這方面的知識。然而，包括老人在內的許多人似乎並不具備這樣的知識，即使他們當時已經到了能夠理解新聞的年齡，並且確實有看過相關新聞。(不管如何，當時可能也有一些人沒有看2008年振興卷的相關新聞。) 所以因為院長蘇貞昌沒有解釋他所說的意思，很多人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

至於 “使用振興卷時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優惠或折扣增加”，這代表當如果你用振興卷，當地企業會提供優惠或折扣的話，人們會因為優惠增加而消費更多。結果，當地企業會在當地賺更多錢，並可能在當地花更多錢 — 這也造成了刺激國家經濟的一再循環。這就是為什麼增加優惠或折扣也是振興卷的好處。

我希望這個解釋足以回答你的問題。再一次，這麼簡單的理由就應該這麼解釋，但蘇貞昌院長和經濟研究員因為我上面解釋的幾點而失敗了。

還有兩個相關的問題。關於採用振興卷的另一個相關問題是政府為什麼不提供數位振興券。但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 政府也確實採用了數位振興券。另一個是很多台灣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人們窮和沒錢了，所以需要現金而不是現金卷。但第一，院長蘇貞昌已經有解釋，在這次疫情期間，已經有為貧困人口提供了大量的現金補助。第二，這個振興券計劃的目的是刺激經濟，而不是幫助窮人。至於幫助有需要的窮人，請參考第一點。有人擔心，提供現金券刺激經濟的效果能否如政府預期的那麼大^[6]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7671 。那是一個不同的議題，我不會在這裡討論它。第三，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儘管有很多人在現金補助已經有提供給有需要的人的情況下仍然迫切需要錢，但由於我在上一段中解釋的原因，提供現金作為刺激經濟的方式是不可行的。此外，台灣政府有修改了規則，讓民眾水電費支付時可以使用振興券。台灣的一些房東也接受現金券作為租金支付。

無論如何，第13.(2) 點是關於政府人員和研究人員的解釋可以更好。

13.(3) 一項台灣的口罩政策

相比很多西方國家的人，台灣人在戴口罩方面一直很配合。同時，台灣政府有一些非常嚴格的口罩政策。台灣大部分口罩政策都不錯；然而，其中一個卻受到台灣人們的批評：當車內有兩人或更多人時要戴口罩^[7]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9aq0Kg 。 2021年，台灣將疫情警戒級別提升至第三級。第三級警戒中的一項政策是，當車內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時，人們需要戴口罩；如果一個人開車，則不需要戴口罩^[8]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5215003.aspx 。

這一政策引起了台灣人的諸多批評。有兩個想法。讓我分別討論它們。

第一個論點就是單純認為為什麼人們不能摘口罩喝水。應該要可以在車內喝水。

對於這個論點，我必須要重複敘述台灣政府的解釋：喝水是可以的，但車內的其他人必須離開車內，讓其中一人在車內單獨喝水。很多台灣人在知道這個解釋後，仍然抱怨這個政策，因為它破壞了大多數人在車裡休息的便利。所以讓我提供我的解釋：儘管這項政策帶來了不便，但這實際上解釋了台灣政府在口罩政策上的謹慎。如果你不謹慎，可能會在車內感染。該政策告訴你必須離開汽車讓你的伙伴喝水，這是做事謹慎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這方面，雖然在西方實行同樣的政策也會有負面的反應，但我確實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我個人很佩服台灣政府的謹慎，制定了這個口罩政策。

另一種論點是，有一則新聞是有關於一對夫妻在車裡被開罰的。一對夫妻在家不戴口罩。那麼為什麼在車內戴口罩很重要呢？好吧，這種批評是有道理的，我同意。雖然這樣說，但我認為不應該因為這個原因而完全放棄這項政策。預防車內感染仍然是很重要的 — 正如我所說，台灣政府是在保持謹慎。該政策需要一些改進，而不是被丟棄。那該怎麼做呢？台灣政府已經做出了很好的改進。 2021年7月，在因疫情放緩而部分解除三級警戒後，台灣政府放鬆管控措施。如果你和家人一起開車旅行，你可以在車裡吃喝^[9]https://cars.tvbs.com.tw/hot-topic/15596 。更新後的政策更好。然而，放寬措施是因為疫情放緩。我建議台灣政府考慮未來在三級警戒級別的情況下實施更新的政策，因為正如此論點所表達的：如果已經在車裡的人平常已經住在一起，這項政策幾乎是無用的，只有帶來不方便而已。

13.(4) 針對台灣人的一些抱怨的回答

13.(4).1 對 “疫苗接種和病毒變異之間的時間競賽” 言論的反應

前副總統兼研究員陳建仁在臉書上說，“這是疫苗接種和病毒變異之間的時間競賽…….現在臺灣和全球各國的當務之急，既要加強阻斷病毒擴散的各項防疫措施，更要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大量的疫苗，讓最大多數人都能及時接種。” 陳建仁認為，求人不如求己，各國都在積極推動疫苗的自主研發量產……以與病毒變異賽跑。 他呼籲越早普及疫苗接種，就越能阻止病毒的傳播，越能減少新變異株出現的機會^[10]https://www.facebook.com/chencj/posts/4080379925376132 。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但許多台灣人不聽，因為台灣沒有疫苗。 讓我們看看台灣人提出的一些觀點。

“廢話。”

“好像只有你知道要打疫苗！醬也可以當中研院院士？ ”

“有說等於沒說，怎麼讓疫苗趕快進來是政府的最大責任”

“對 只有你知道要趕快打疫苗，是誰沒買到足夠的有效疫苗 是誰堅持要等保護力未知效果的國產疫苗 現在喊打疫苗 但是充足的疫苗呢”

“說到最後還是在宣傳國產疫苗，真是死性不改。 ”

“說要快速取得疫苗並施打，但關鍵幾個字「求人不如求己」，所以前面講了一堆，只是為了高端聯亞「銷貨」？？？ ”

“前副總統怎麼在講小學生都知道的事，毫無意義的馬後炮，是一年前就該講了吧！！但也是一樣沒疫苗”

“所以事實證明，在位政客沒一句真話，尤其是最上面那兩個死不要臉的，都等被邊緣化後才肯講真話，就像現在的陳建仁一樣。”

好的，讓我從上面評論的主要論點開始：台灣沒有疫苗，陳建仁告訴我們要盡快接種還沒有保護力證明的國產疫苗，陳建仁說的都是廢話。

我對這個論點的回答是：陳建仁所說的是基於科學的事實 — 為了對抗病毒的變異，人們必須迅速接種疫苗。他的全部言論或新聞中所摘錄的簡短言論都是關於“如何與病毒的突變賽跑”；這與推銷國產疫苗完全無關。整個言論是一個基於科學所編寫的富含知識的言論。許多西方科學家的觀點與他相同。我建議台灣人，與其對已發生的事情感到憤怒，並將所有事情都與已發生的事情連結起來，不如如果有一些觀點的話，敞開心扉，向他人學習一些有見解的觀點。在這個案例下，這是一個富含知識的觀點，但你因為你的情緒而沒有向他學習 — 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台灣有一些當地專家提出一些富含知識的觀點，但許多台灣人從來沒有學到一些東西過。

再者，雖然沒有西方疫苗可用，並且他也確實提到了研發國產疫苗比較好，但他說的還是對的：“求人不如求己，很多國家都在積極推動自主研發量產。” 那麼，為什麼這句話與敦促台灣人服用國產疫苗無關呢？因為他說研發國產疫苗比尋求幫助更好，這句話仍然是事實； 否則，如果西方疫苗短缺，台灣可能無法獲得疫苗。除非當世界各國都爭先恐後的買疫苗時還是不會出現疫苗短缺，或是當台灣自己生產製造西方國家的疫苗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否則與其尋求幫助，不如自行研發國產疫苗。

上面的台灣人的言論中，只有其中一種想法我有點同意：這是“毫無意義的馬後炮”。另一個人說，“政治人物們都等被邊緣化後才肯講真話”。確實，既然當時沒有可用的疫苗，說人們需要盡快接種疫苗就像是事後諸葛，而政治人物們也可能還不願意說話時就已經知道真相。話雖如此，如果你生氣的是“事後諸葛”或 “政治人物們也可能還不願意說話時就已經知道真相”，那沒關係。但是，如果你只是對沒有疫苗這一事實感到憤怒，因此你認為他所有的話都是廢話，那麼你需要認知到這一點：沒有疫苗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那你為什麼不關注整個論點的主要思想：“分享如何對抗病毒變異的知識” 呢？重複一次，與其對已發生的事情感到憤怒，並將所有事情都與發生的事情連結起來，不如敞開心扉，從其他人那裡學習一些知識淵博的觀點 (如果有的話)。

13.(4).2 台灣人對“次時代疫苗會於明年到貨” 聲明的反應。

台灣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說，“次世代疫苗會在明年到貨”。由於沒有可用的疫苗，許多台灣人的反應非常憤怒。

以下是台灣人的回覆：

“到貨再說吧！”

“前面的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來，還敢講新訂疫苗的運抵時間？這種信口雌黃的事，看起來也只有這個政府做的最熟練！”

“現在什麼小都沒有就講到2023？”

“明年又要說，台灣的確在國際上有困難 。 再來又要民間企業幫忙跑疫苗。不意外。他們做事。永遠空頭支票” ^[11]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JajoYk?utm_source=copyshare 

這些也是不對的反應。

第一，告知預計到達時間很重要，這樣人們就可以知道疫苗何時到達，而不是在疫苗到達之前對疫苗一無所知。在商業世界中提供預計到達時間不是件常識嗎？更不用說很多台灣人在製造公司工作，並且常常需要給客戶很多物品的預計到達時間 (雖然這樣說，但確實有一些在製造公司工作的台灣人不願意提供預計到達時間)。如果某些情況發生變化，因此到達時間發生變化，就告知大眾到達時間有變和為什麼即可。如果你對到達時間有變感到憤怒，請記住總有一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因素，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政府有一個適當的解釋時，你還要對此感到憤怒。你只是在挑剔。

“到貨再說吧”？所以在疫苗到貨之前讓人們對疫苗一無所知？向大眾告知預計到達時間是很重要的。

( 這一點是針對以上所有評論的。我只是挑一個值得爭論的，因為這是台灣人在很多事件中的共同評論 )

第二，關於 “在你甚至不知道之前訂購的疫苗何時到貨的情況下談論新訂購的疫苗的到貨時間” 這一點，與評論者的想法相反，這種評論是無稽之談。“之前訂購的疫苗的預計到達時間沒有被告知” 這一點可能是對的，但現在有另一種疫苗的預計到達時間，有的話為什麼不告知呢？正如第一點所述，告知預計到達時間很重要，這樣人們就可以知道疫苗何時到達，而不是在疫苗到達之前對疫苗一無所知。

第三，關於“明年又要說，台灣的確在國際上有困難 。 再來又要民間企業幫忙跑疫苗……” 這一點，請參閱第一點中的其中一個論點：“如果你對到達時間有變感到憤怒，請記住總有一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因素，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政府有一個適當的解釋時，你還要對此感到憤怒。你只是在挑剔。” 既然政府已經給出了解釋，你需要判斷這個解釋是否合理，而不是每次都反對。現在，如果 “外交困難” 確實導致疫苗的到來延遲，這是一個合理的理由。如果你仍然對此感到憤怒，那你只是不合理和挑剔。

對於比爾蓋茲此書的額外想法

---

用於定義成功的指標

比爾蓋茲在他的書中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但我需要指出書中的一個錯誤：用於定義成功應對COVID-19的指標。比爾蓋茲在討論哪些因素可以解釋某些國家的病例上升或下降的原因以及預測結果如何時說，他想找出最成功地應對 COVID 的國家有什麼共同點。因此，許多科學家和他都將超額死亡率作為關鍵指標。他說，“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義成功，但這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容易。你不能只看一個特定國家的 COVID 患者死於它的頻率……….在衡量成功的標準中，你真正尋找的是一個能夠反映疾病總體影響的數字。因醫院因 COVID 患者不堪重負而無法治療，而因此死於心臟病發作的人應該被視為就像死於疾病本身的人一樣。有一種衡量指標可以做到這一點：它被稱為超額死亡率，它包括因疾病的連鎖反應而死亡的人以及直接死於 COVID 的人。” 他進一步指出，“許多超額死亡率最低 (接近零或為負) 的國家 — 澳大利亞、越南、紐西蘭、南韓 — 在大流行初期做好了三件事。他們迅速對很大一部分人口進行了檢測，隔離檢測呈陽性或接觸過的人，並制訂了檢測、追蹤和管理可能跨越國界的病例的計劃。”

在成功應對 COVID 的程度上，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衡量標準。該指標允許人們 “從大局的角度” 評估應對 COVID-19 的成功程度。然而，就成功而言，實際上有兩種目的：一種是 “應對” COVID-19 的成功，或者換句話說，“處理” COVID-19 的成功。二是 “對抗” COVID-19的成功，或 “預防” COVID-19 傳播的成功。我認為這兩個目的在本書的討論中已經混合在一起了。因此，也有可能許多科學家在討論相關話題時會將這兩個目的混為一談。

讓我解釋一下。好，假設一些科學家的目的是找出最成功地阻止 COVID 傳播的國家有什麼共同點，我認為不應該只從大局的角度來評估成功；還應該根據一些具體和重要的目的來評估成功。進一步解釋這一點，由於超額死亡率的指標包括因疾病的連鎖反應而死亡的人，例如因醫院因 COVID 患者不堪重負而無法治療，而因此死於心臟病的人，超額死亡率只是在 “一個國家 ‘處理’ COVID-19 的能力如何” 上一個很好的衡量標準，但不能用它來評估 “一個國家 ‘預防’ COVID-19 傳播的能力如何”。如果你想定義應對 COVID 的成功程度 — 這也是比爾蓋茲想要的，是的，超額死亡率是正確的衡量標準； 但是，如果你想要找出最成功地阻止 COVID 傳播的國家有什麼共同點，一個國家的病例數應該要是評估的主要指標。 因此，如果有人想找出“哪些因素解釋了病例上升或下降的原因”，並因此想要有一個指標來衡量，那麼代表這個目的的正確指標應該是 “一個案例中的病例數”，而非 “超額死亡率”。

科學家和比爾蓋茲得出的結論是，快速檢測、隔離、追蹤和管理病例是促成一些國家成功應對 COVID-19 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肯定有助於 “應對 (處理) ” COVID-19，但那是因為它們有助於減少一個國家的病例數量，從而減少當地醫院的工作量，這是我們想要成功 “應對 (處理) ” COVID-19時所尋求的結果。還有許多其他與預防傳播無關的因素可以幫助人們處理不斷增加的病例並同時治療所有疾病不是 COVID-19 的患者。例如，例如，是否有可能在大流行之前訓練洗腎患者自己進行血液透析 (洗腎) 呢^[12]https://www.davita.com/treatment-services/home-hemodialysis/a-brief-overview ？這可以減少需要大醫院治療的患者數量。一個國家裡能夠為糖尿病患者開胰島素和注射胰島素以替代醫院的當地診所數量也是幫助應對大流行期間疾病數量增加的一個因素^[13]https://www.cqc.org.uk/guidance-providers/adult-social-care/diabetes-insulin-use  ^[14]https://heho.com.tw/archives/149170 。至於心臟病，有一個荷蘭學生開發的飛行救護無人機，可以為心臟病患者運送AED 一種心臟病的急救設備) ^[15]https://www.forbes.com/sites/larryhusten/2014/10/29/grad-student-invents-flying-ambulance-drone-to-deliver-emergency-shocks/?sh=67d063341bfc 。雖然如果醫院患者過多的話，在急救後如何救治這類病人仍然是個問題，但如果這個方案可行的話，至少可以解決部分問題。如果一個國家這樣做的話，這些針對某些疾病的解決方案應被視為有助於 “應對” COVID-19 的一些因素。儘管這些有助於應對大流行的因素不如防止傳播的因素重要，但這兩種因素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差異。上述因素的主要目的 — 檢測、隔離、追蹤和管理病例的快速行動 — 應該要是 “預防” COVID-19的傳播。從比爾蓋茲在書中寫下的這個結論來看，我認為這兩個目的：“對付” COVID-19 的成功和 “對抗” / “預防” COVID-19 的成功在此書中被混合在一起了。單純地談論COVID時，將兩個目的混在一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制定一些措施來面對大流行，最好將這兩個目的區分清楚。

---

這是這篇 “大流行病中應該吸取的額外教訓” 文章的結尾。 我希望你能考慮我的一些建議。 謝謝，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透過捐款和在社群媒體上關注我來幫助我

我撰寫的每篇文章在撰寫前都經過我數天的研究和思考。如果你喜歡我的文章，請不吝捐款支持我，這樣我可以撰寫更多有品質的文章。
注意: 捐款的單位是美元 – 美元兌新台幣約為 1:30 (1美元=30元台幣)

如果你喜歡我的文章，請分享此篇文章到你的社群媒體頁面，這樣我的文章就可以被更多人看見。
同時也請透過點擊下方連結來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包含Facebook)，這樣你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文章。
關注我的社群媒體: 臉書Facebook | Twitter | Linkedin

文章禁止轉載